一代宗师：珠海芯片设计业的开山鼻祖

设点珠海

 

 

 

 

1990年，一位三十岁的台湾工程师——杨丕全，乘飞机从新竹科学园飞到大陆考察。

 

 

 

 

 

 

 

 

杨丕全是一个正在创业的小头目。1984年，他进入工研院电子所工作，是继曹兴诚之后岛内芯片产业第二代的年轻骨干。三年后，随着晶圆代工业日趋成熟，岛内芯片创业的氛围逐渐热烈，他和六位同事及友人出来，开了一间做芯片设计的小公司——瑞昱，一个十分祥瑞的名字，专攻PC网卡芯片。一位同事的家族生意规模颇大，正在转型，看到设计业所需资金不多，便投了几百万。

 

 

 

 

 

 

 

 

不管什么高科技产业，但凡放在岛内，总是要先赚了钱，才能证明存在的合理性。

 

 

 

 

 

 

 

 

就像岛内一般的创业公司，面临资本短缺的约束，瑞昱尤为注重实效。瑞昱一面攻坚PC网卡芯片，另一面做出简单的控制芯片，不愿把利润让给中间的加工厂，于是在人力成本低廉的特区城市——珠海另设了一家彩灯厂，组装圣诞灯串用的灯光控制器（Control Box）卖往美国。如此，资本金烧的慢些。

 

 

 

 

 

 

 

 

瑞昱早早来大陆做生意，体会低成本的好处，杨丕全进而产生了另设研发分部的想法。那么，地点选在哪里为好？

 

 

 

 

 

 

 

 

不是北京这样卧虎藏龙、人才济济的大城市，也不是深圳这样金钱和荷尔蒙一起涌动的新潮特区，基于显而易见的对比，杨丕全选择了一个安静的“小城”——珠海。

 

 

 

 

 

 

 

 

岛内到北京的机票少，得提前三个月预订，往来不便。到深圳倒是方便许多，有政策优惠，可人员杂乱，一条长约84.6公里、高2.9米的铁丝网，分开了内地的一般城市和改革中的特区，也使得一群心怀野心改变自己生活的人群聚于此，秩序更加混乱。

 

 

 

 

 

 

 

 

相较之下，珠海在广东，享有地利之便。珠海是特区，享有政策之便，加之城市环境安静，有着新竹科学园那种闹中取静的相似感。这样的地方，再适合研发不过了。

 

 

 

 

 

 

 

 

于是，在几乎所有的芯片业同行将研发的主要力量放在本部时，瑞昱决定分散创始人团队接近一半的力量，在珠海再造一个分部，以承担发自岛内的研发任务。

 

 

 

 

（注释，在创业早期，创始人团队中的三位——杨丕全、黄志坚、谢贤温常到大陆指导研发，谢贤温为总经理，还负责行政管理。）

 

 

 

 

 

 

 

 

瑞昱的分工之举，先于时代潮流十年。但路走的太早，又选定了珠海，一个棘手的问题首当其冲，上哪里招人？

 

 

 

 

 

 

 

 

 

 

 

 

录用通知单招人

 

 

1992年2月19日，元宵节后的一天，夏昌盛南下广东，来到珠海唯一的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报道。过了几天，瑞昱总经理从台湾飞来指导研发工作，见到这个哈工大毕业的高材生，第一句话就是：

 

 

 

 

 

 

你确定想来珠海么？

 

 

 

 

 

 

出乎杨丕全和他的同僚的预料，邓小平南巡加速放大了广东工作机会的优势，招人难度直线下降。身处国营企业的大批年轻人，一个月满打满算，工资加津贴等杂项，一百块钱出头。

但光是广东的工人，干得好一个月就能拿五六百，即便如此，劳动力供给尚处于紧缺状态。至于要求较高学历、月薪动辄一两千的中高端职位，因为大学生人才观念传统多留在内地，广东的需求仍有很大缺口未得满足。

南巡一讲话，人们心中时刻提防的风险底线终于被打破。一时间，南下的火车上人满为患，大家反而要发愁一件事：

 

 

 

 

 

 

哪个单位，能给一张特区通行证？

 

 

 

 

 

 

偏不凑巧，早在春节放假前，瑞昱总经理给几位年轻的大陆工程师一人发了一沓盖好公章的录用通知单，让他们回到母校、前单位和家乡，遇到优秀的理工科人才，就简单面个试，发张过关的凭证。

一位清华毕业的工程师回到北京，本想招揽他在航天部二院工作的本科同学，但那人志在出国，便推荐了同在单位宿舍的室友——夏昌盛。

 

 

 

 

 

 

一个员工，一张纸，招来一位工程师，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那一年，夏昌盛不是孤例。不同于一般的电子加工厂只有管理岗位才会用到大学生，芯片设计公司在所有环节都是如此，对于工作环境和质量的判断，和工程师闲聊一二即可得知。

没有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大陆工程师，经熟人口口相传来到珠海面试。一位从湖南盐矿下海的小伙乡音颇重，令瑞昱的总经理感到困惑。但总经理见他一直在讲，且很是认真，最后还是录用。

 

 

 

 

 

 

（注释，这个年轻人是龚晖，1989年至1993年就职于湖南省湘澧盐矿，担任工程师，1993年下海，应聘为一名芯片工程师。）

 

 

 

 

 

 

等他们到了住处，才明白特区的真情实况。这份工作有一个视之为当然的好处——“包吃包住”。在珠海市一个临海的小村庄——洲仔村，瑞昱包下了一栋民房。

于是，继校园宿舍和单位宿舍之后，大陆工程师们又过上了第三种宿舍生活。在这个与澳门隔江相望的小渔村，白天可以吃到新鲜的农家菜，晚上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

 

 

 

 

 

 

这不免过于单调、寂寞且无聊了，珠海的研发生活远非炙热的特区风格，反而像极了口味寡淡的广式菜肴，时间久了，人难免提不起精神来。

于是，一些年轻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国留学，另一些则是从国有企业停薪留职出来，觉得外界不过如此，打道回府。

 

 

 

 

 

 

那些留下来的人，如何度过珠海渔村的漫漫长夜？

 

 

 

 

一日千里

 

 

1993年，随着招人进展顺利，瑞昱正式将珠海的芯片设计团队成立为一家公司——亚力。这并非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而类似于大陆的办事处，无论是技术立项、财务支出还是市场推广，都由瑞昱负责。

 

 

 

 

 

 

在亚力内部，杨丕全提倡“弹性工作制”，上下班不必打卡。但刚入行的年轻工程师为了跟上研发节奏，加班是难免的。

不仅如此，亚力从全国各地招揽的名校毕业生，受荣誉感的驱使，在缺乏趁手的劳动工具的条件下，众人苦中作乐，以非凡的才智使芯片设计工作快速运转起来。

 

 

 

 

 

 

研发的很多时间，会花在芯片的验证测试上。芯片设计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几个晶体管管子错了，一个主要的功能模块就错了，一块芯片也就废了。所以，研发对于验证测试不得不万分仔细。

亚力创业之初，财务捉襟见肘，研发团队需自制一些生产设备。一位硕士毕业生加入公司后从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造一台芯片测试机。尽管这台机器表现波动较大，每两周就得来一次例行检修，但还是足足用了11年的时间。

 

 

 

 

 

 

（注释：对于游戏机芯片来说，自研测试机尚可以满足需求。但到了2003年MP3芯片成熟之后，不得不采购专门的测试机。）

 

 

 

 

 

 

完成芯片测试，装到产品里，接下来是把系统跑起来。亚力的一位工程师只用一台万用表，就可以基本完成系统开发工作。

在芯片产业，万用表是最为原始的工具，只能测量电压、电流这些非常简单的指标。跑起来一个系统，需要繁杂完备的测量工具，提供不同维度的精确数据以备使用。只用万用表就能让一个系统跑起来，意味着大量其他指标的计算和实验，同时在人脑高速运行。

 

 

 

 

 

 

亚力的大陆工程师团队，天资聪颖，后天勤奋。他们触类旁通，学习速度很快，不日赶了上来，拿着薪水和瑞昱的本部员工做比较，不平衡。逐渐地，他们私下开玩笑，将杨丕全称为“资本家”，有时觉得薪水该涨了，一伙人推举代表前去商谈，美其名曰“跟资本家做一下斗争”。

 

 

 

 

 

 

亚力员工挣钱不如瑞昱本部多，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之间的职等和薪资差异，实际上是芯片设计业分工的结果。

岛内芯片设计业对人才渴求甚旺，推高了市场的平均工资水平。业务实践中又会存在大量较为基础的研发工作，如后端的验证环节。岛内花高成本招来的人才，当然要充分使其在利润较高的环节发挥作用。人力不足之时，成本较低、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大陆理工科人才，成为研发补位的重要后援角色。

 

 

 

 

 

 

但是，亚力注定不只是一个研发外包辅助。大陆工程师团队的第一批员工，年龄和瑞昱的管理层相差无几，第一号员工更是和杨丕全同龄（注释：亚力的第一个员工是赵广民，生年与杨丕全相同，均为1960年）。

两岸的产业政策和时代命运，微妙的反映在了两群人的位置与关系上，大家都是三十上下的人，为什么境遇差别这么大？

 

 

 

 

 

 

考虑到这点，杨丕全为亚力做了一个长远的规划：打造一个高度本地化、掌握自主技术、自行开发产品并赚取利润的团队。本来，大陆工程师的薪资放在珠海已是上乘，出去谈朋友是很掏得出钱的，现在，他又许诺：

 

 

 

 

 

 

10年内在珠海买车买房！

 

 

 

 

 

 

众人不敢想——这个目标太高了。